生活在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，成长在国力强盛、物质丰富的环境里。即便家境普通，也不必为温饱发愁。然而在古代，这样的生活几乎是一种奢望。唐代诗人李绅在《悯农》中写道：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”这类景象在当代已难见到，但在过去却是常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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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古以来就有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”的道理。民众能否吃饱穿暖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繁荣。今天人们不再为饥饿发愁，一方面得益于社会制度的进步，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农业科技的发展，尤其是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，极大地保障了粮食供给。

其实，在物资匮乏的古代，也曾出现过一位改变百姓温饱的伟人。他就是明代商人陈振龙，被后人尊称为“番薯之父”，有人甚至称他为“古代的袁隆平”。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菲律宾引入红薯，使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大幅增加，被视为拯救百姓于饥荒的功臣。

陈振龙出生于福建长乐。当地土地贫瘠，水稻收成不佳，百姓常常饥肠辘辘。为了改变这种困境，他没有走科举之路，而是选择经商，想通过别的方式找到解决家乡人温饱的办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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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，使菲律宾（当时称吕宋岛）沦为西班牙殖民地，同时也将来自美洲的红薯带到这里。红薯耐旱、适应性强、产量高，果实可直接食用，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主粮。陈振龙看到后，立刻意识到这种作物一旦引入中国，将会极大缓解百姓的饥荒困境。

然而，西班牙人严禁红薯等物资外流，检查十分严格。为了学习种植方法，陈振龙留在吕宋岛潜心观察，发现只要一根藤条就能繁殖，于是暗下决心将其带回。1593年，他借助中国商船返航的机会，把红薯藤巧妙地藏在麻绳与货物中，成功避开了检查，最终将红薯带回福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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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乡后，陈振龙立即进行试种。红薯果然在贫瘠的土地上顺利生长，并很快在长乐县推广。次年福建遭遇大旱，许多地区颗粒无收，但长乐因种植红薯，百姓仍能果腹。此事引起福建巡抚金学曾的重视，在陈振龙建议下，红薯很快推广到整个福建。

红薯因能在灾荒年救命，被百姓称作“金薯”。此后，它逐渐扩展到浙江、广东、山东等地。由于它来自海外，人们又称之为“番薯”。到清代，全国半数以上的省份都在种植，乾隆年间几乎遍布全国。

红薯的推广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转变。明末全国人口约1亿，而到了康乾盛世，人口突破4亿。即便人口增加数倍，仍未出现大范围饥荒，红薯功不可没。而引入红薯的陈振龙，被视为为三亿人解决温饱的英雄。

结语

今天，中国人口已超过十四亿。粮食的稳定供应，让国家更加安定繁荣。这份成就，离不开无数默默为民生奉献的人。可以说，前有陈振龙引进番薯，后有袁隆平培育水稻，他们的功绩不仅造福当代，更惠及千秋。正如古人所言，这样的贡献丝毫不逊于做官从政。

参考资料：《悯农》《三国志》